2025年11月28日17:30至19:30，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马银琴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山西大学文学院尚丽新教授主持，学院师生共同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马银琴教授以“《劝学》之‘诵经’”为引，提出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诗经》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著作？与唐诗宋词相比，它的独特性何在？曾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诗经》，为何在当代逐渐淡出日常生活？围绕这些问题，马教授从新文化运动对《诗经》的影响切入，援引胡适、闻一多等学者的相关论述，梳理出近百年来《诗经》接受史中“审美导向”的发展趋势。通过比较夏商周三代文化特质，马教授将核心议题聚焦于周代礼乐文化，并沿着历史脉络，系统阐述了《诗经》的五次结集过程。

诗文本的第一次结集，发生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之际。马教授结合《史记》《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考察了先周时期周人发展历程，并援引《大雅·绵》《清庙》等篇章进行佐证，指出此次结集收录的乐歌主要由纪祖颂功之歌与郊庙祭祀之歌两类构成。这次结集不仅奠定了后世诗文本编辑的基础，也确立了以仪式乐歌为基调的编纂原则。

历史的脉络便推进至诗文本的第二次结集。马教授勾勒出西周中期至穆王时“周礼”成熟的历史进程，并指出，此次结集是礼乐互动的典范：正是礼器制度从“重酒”转向“重食”的变革，直接促使燕享乐歌被纳入诗文本。这第二次结集，不仅扩大了《雅》《颂》的范畴，更以燕享乐歌的开创性收录，为华夏燕乐文化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在周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诗文本迎来了具有突破意义的第三次结集。马教授梳理了从懿王衰落、厉王时“变大雅”出现，到宣王中兴加入征役者之歌的历程，指出此期乐歌制作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推动此次结集的核心，是“变风”“变雅”的出现，它们打破了诗文本专收仪式颂歌的旧原则，并最终催生了在传统《雅》《颂》之外、首个以《诗》为名的独立文本。

承前启后的第四次结集，是《诗》之定本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步。马教授认为，在周室东迁、诸侯力政的背景下，此次结集工作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改造“二南”为王室正歌，二是整理两周之际的讽刺诗，三是采集新兴的诸侯国风。这次结集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国风》与《雅》的合编，这促成了历史上首个专称为《诗》的文本的诞生，同时，它也正式确立了诗歌的美刺传统。

《诗经》成书史上的最终定型，有赖于第五次结集的完成。马教授指出，在齐桓公称霸的时代，《国风》创作步入兴盛，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了此次结集。她援引《郑风·溱洧》《卫风·伯兮》等篇，说明《风》《雅》《颂》的合集于此期形成，标志着今本《诗经》雏形初具。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由王室乐官主持的诗文本的编辑活动最后转变成孔子主动肩负起恢复周代礼乐文化使命的个人行为，孔子的“删《诗》正乐”可视为对第五次结集文本的最终定型和传承。

讲座尾声，马教授回应了开场提出的三个问题：她指出，《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也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其与礼乐的深层关联，奠定了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位置。她进一步强调了《诗经》的当代价值：它是洞悉周人社会生活与情感世界的窗口，其以“诗”立教的方法与途径奠定了中国政教文学的基础，也为合情合度抒发感情树立了典范。

讲座结束后，尚丽新教授对马银琴教授的报告作了精彩点评和总结，并对参会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一审：杨怡霖

二审：王　雯

三审：温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