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3号上午，山西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刘梦岳莅临国学大讲堂，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刘老师认为中国古代不仅文化领先于西方，制度也曾领先于西方，中央集权制度，法律建设的完备程度，中国的官僚制某种程度上更是领先于西方一千五百年之久。中国曾一度领先于世界，却在一两百年间被完全超越。马克思认为，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因为自身发展迟滞。而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且一种受某种因素影响导致的突变。韦伯认为宗教改革是导致西方人经济思维变化的原因。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徒通过自身努力积累财富，以印证自身得到上帝的救赎，同时，新教徒对自身生活有严格的要求，这就形成了资本的早期积累。而中国没有这种宗教精神。

  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阻碍经济发展，儒家的出世主义，不可能产生一种"内在紧张"，无法刺激人们生产劳动；中国哲学中只有现象界而无本体界；人们仅信任关系圈内的成员，而不信任圈外人，这导致市场分工不足等等。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对此进行反驳。中国自唐朝佛教传入以来，儒家思想亦有了类似于新教的彼岸界；佛教彼岸思想与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结合，制造了一种紧张感；明清之际，士人迫于经济压力，已经开始经商。事实上，70年代以来，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经济发展极为迅速，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儒家思想非常盛行的区域。事实证明，中国文化刺激现代化发展。

  那么，儒家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还是阻碍作用大？文化对经济影响有多大？刘老师提出了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这一理论确实在某种程度说明了儒家文化与经济的联系。但随后刘老师指出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首先技术操作问题：通过主观问卷调查、只调查了跨国企业员工和大学生，其次文化是不可以被测量的。

  随后刘老师继续讲解了双重偶然性，文化作为“聚焦点”（focal point），文化的形式与实质，文化多元与世界文明的发展几个内容。10.40分许，讲座圆满结束。

（图/文杜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