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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金代文学编年史》
[     2011-11-04     ]
 
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金代文学编年史》
 
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牛贵琥所主持的《金代文学编年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3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全书一百万字,是金代文学研究领域又一新的重大成果,对于我院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文学的研究方向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金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重要时期。这在于统一了北方的女真民族割据政权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期的南北对峙之中,不仅明显地保持着北方民族的质素,而且更能体现民族融合的特点,在具有个性的同时也能反映出共性的规律。金政权的主要统治区域在古代是北方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孕育、辐射、传播、交融之区,也是农耕与游牧渔猎两种文明的分野和交汇点,有着民族融合所形成的特殊文化生态。金代处在文学的转型初期,传统的诗文之外,新兴的代言体小说、戏剧正在萌芽,所以金代文学是研究中国文学所不可不重视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然而对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割据时期金代的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历来是一个相对薄弱环节。20世纪90年代之前出版的几十种中国文学史,大多于西夏、辽、金文学只字不提。1963年出版的90余万字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宋代的诗”一章中,只附带提到金诗人元好问一人。断代文学史中,只有苏雪林和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和《辽金元文学史》二种,合计不足10万字。20世纪的前80年,有关辽金文学研究的论文只有40余篇,且集中于元好问以及诸宫调研究,空白点很多。改革开放以来,金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出版了许多文学史、专著、论文集。学术的积累和进展呼唤着金代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金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些基础之上,以编年的方式对金代全部文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是继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杨镰先生的《元代文学编年史》之后的又一力作。
《金代文学编年史》尽量全面准确地搜集、了解、梳理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和文学的资料。既是对金代文学综合性的研究,又是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进展作脉络清晰的归纳接受。为了编年的方便和阅读的习惯,全书以金代各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卫绍王(完颜永济)、金宣宗(完颜珣)、金哀宗(完颜守绪)和蒙古时期分十个部分。这十个部分分属四编。
从金国初建到海陵王被弑,包括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四朝(11151161),为第一编:金代前期文学。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本书主要研究了在辽宋文学都处于低潮时女真政权下的北方文学形形色色的表现。其中有女真民族和契丹民族文学的分析,但主体还是放在由宋入金的也即借才异代人士的创作上。这些人士可分北宋人士投降金国和南宋出使金国被留两大类,北宋人士投降金国的又可分原籍北方和非北方的两类,同样是仕金其中又有仕金和仕伪齐的不同。本书详尽分析了这些人士在不同时期的内心活动,解读出他们的矛盾、彷徨、尴尬和失落,也体现了北国各民族对女真政权的由对抗、冲突到认同的过程。比如,张孝纯和张中孚、张中彦兄弟,在金国归还河南之地时的复杂感情,就可以典型地反映出这些人士是如何将昔日的故国之情和忠君之感,经过变故化作明月清风的向往。蔡松年词背后的苦衷也得到合理的解释。女真民族对汉民族文化的追求、理解、冲突到融合,也是这一部分所突出的内容。
从金世宗至卫绍王被弑,包括金世宗、金章宗、卫绍王三朝(11621208),为第二编:金代中期文学。这时南北相对和平,金代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金世宗人称小尧舜,金章宗欲比迹于汉唐,都留意稽古礼文之事。在这个安定而崇尚儒雅的社会环境之中,金代女真统治了北国之后成长起来的文人作家占据了文坛,于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出现了新的境界和特点,被萧贡和元好问称为国朝文派。本书把重点放在了这些作家的创作和时代的关系、他们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地位的原因,把握文学发展的脉搏。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于科举,本书始终对金代的科举现象给予关注,并通过金世宗和金章宗对科举制度下的人才的态度,研究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和人们的困惑。新兴的代言体小说、戏剧在这一和平时期有长足的发展,是以除了传统的诗文之外,金代戏剧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通过实地考察和资料的搜集分析,尽量使金代这一文学的转型期的特征更加清晰。
金宣宗南渡至金亡,包括金宣宗、金哀宗两朝(末帝承麟略去不计)(12091234)为第三编:金代后期文学。这一时期金朝廷迫于蒙古军队的威胁,南迁汴梁,失去了东北和华北的广大地区,逐渐衰弱直至走向灭亡。社会的变化,对文学提出新的要求,赵秉文、李純甫等人提出改革文风的主张。虽然整个文坛并不可能全部接受,但明昌以来的尖新浮艳之气有所改变。特别是元好问登上文坛之后更是表现得十分明显。本书对这一阶段的文学的研究,一方面是重在与社会的结合中深入不同作家的内心世界去作解读。另一方面是重在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作探讨,以期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和当时文学特色的形成原因。例如,赵秉文和元好问的文学理论何以没有对当时的作家起到所期待的作用,当时的作家何以有许多在为人为事和为文上不相统一,如此等等。
金亡之后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351264)的蒙古时期,为第四编:余波。虽然金政权已不存在,但是文学就象一条长河,不可能用朝代截然分开。在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是金遗民作家和金代所培养起来的作家,所以可以视为金代文学的余波。近一百二十年的金代文学在这时才结下丰硕的果实。长期的涵养产生修养甚高且形成不同团体和特色的作家群,金末的大动乱又使他们充分成熟,是以文坛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本书重在研究和分析经过社会动乱的不同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上的表现,以及这一切和他们文学成就的关系。这使金代文学更清晰和丰富、圆满。
《金代文学编年史》的突出特色和创新点表现在:
1、作为一部体例有别的文学史著,《金代文学编年史》以反映金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脉络为目的。因此不同于“金诗纪事”或“金文纪事”等纪事体的合编,更不同于“文学史料长编”或“作家年谱”。而是以年代为经,文学现象为纬,对文学家的活动作相应的观照与探索。不仅有关金代文学的事件、人物,头绪清楚可循,还重在展示金代各族人士的心灵世界。本书在对各个时代的史料索隐、考据、归类、比较中,掌握金代各民族的特点和各地域的文化生态。以文化研究带动文学研究,以文学研究丰富和促进文化研究,在文化的视野中,把握和寻绎各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内涵。方法是传统的,观念是当代的。由史扩展到文化现象,最终落实到文学的主体:作家与作品,使金代文学处在一个总体的观照之中,纵向、横向的脉络清晰。重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与历史进程的相互影响。弄清文学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特别是对不同文体结合部位的辨认,找出推动或影响文学发展的症结,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2、金代的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之所以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其中金代留存文学资料明显少于南宋,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搞好金代文学的研究,做扎实,有所突破,作者做了文献的普查工作。将金代地域中的地方志等文献做了索引。所新发现的可以补充金代文献总集不足的诗文有数百篇、首。本成果建立在这个丰厚的基础之上。当然,由于编年体的限制,不可能将其全都编入。能够编年写入本成果之中为以前各总集所没有的新资料有三百多篇首。这些都是为学术界提供的新信息。
3、本书与以往金代文学研究重在传统诗文不同,还对传统的诗文之外的新兴的代言体小说、戏剧给予关注。金代正处在文学的转型期,传统的诗文之外,新兴的代言体小说、戏剧开始产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作用十分重大,尽管所留存的资料甚少,可以编年的更是不多,但本成果还是尽量在有限的材料里努力寻绎出文学的发展轨迹,还原这一时期文学的真相,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金代文学编年史。
4、本书努力做到文献的辨析整理与野外考察相结合,在掌握已有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从民俗、民间文学、民间传说、遗址遗存中发现材料,在历史视野与现实视野的结合中,对本课题所研究的对象作出现代阐释。这一项工作还在不间断地做着,并且成为本方向的特色之一。
5、本书成功的第一次论证出金代这一女真民族割据政权的重要性就在于成功的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建成为一个统一的区域文化,在论其具有个性的同时也关注其反映出来的共性的规律。这对探讨民族发展史意义重大。
6、本书在重视南北文学差异的同时,关注并探讨了文学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正因为如此,对金代不同时期文学观的解读以及与宋代文学和文化的适当比较,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迅速崛起的女真民族所建立的金政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女真、党项、契丹和汉民族的吸收、冲突、融合交叉进行。文学是人类心灵世界的反映,《金代文学编年史》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就在于,他是金代各民族心灵世界的大展示,使人们能够生动形象地了解和感受到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为历史、文化、文学、民族的研究提供方便。从金代文学本身来说,《金代文学编年史》是金代全部文学现象的综合分析研究,既将金代文学的所有资料准确地值于历史的各个时期,并且将优和劣、成功和失误、原因和启示清清楚楚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部洋洋百万字的著作,不仅对金代文学的研究能起到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整个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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